| 当16家中资银行的代表上周末齐聚北京,就中资银行的中间业务问题展开闭门研讨后,关于如何做大做好中资银行中间业务的答案看起来依然清晰又模糊。
“增强产品设计,加强服务类型,改善监管。这些其实都已经形成共识了。但想归想,做起来,总还是感觉比较困难。”一位参与研讨的专家向记者感慨。本月18日-20日,来自五大行、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农村金融结构的相关部门代表参与了由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的这次研讨。
此间背景是外资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银行业多年来主要靠利差收入的现实。今年一季度各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尽管去年以来资本市场的向好,推动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和投资银行(如短期融资券承销、股权融资顾问)的发展,但为各家银行利润做出最大贡献的依然是存贷款业务。这一占比在各家银行中要普遍占到80%-90%。
尤其是外资行在今年以来全面涉足人民币零售业务市场还是让中资行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在此前,外资银行在国际结算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贸易融资领域已经遭遇到了外资行的强劲挑战。
“虽然说,外资行还不可能一下子抢占多少市场。但中资行必须居安思危,否则就会被客户抛弃。”中行公司部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中行是目前中国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银行,达到了20%。但即便如此,与外资行40%-50%的占比相比,仍显不足。
“有时候并非仅仅是银行的惰性。”中行上述人士称。此前,利差保护普遍被认为是中资银行缺乏动力开发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原因。该人士表示,由于利差较大,银行的大客户往往以投放存款或接纳贷款业务,让中资银行放弃对与授信业务相关的中间业务收费。他们认为,“这理应是银行的配套服务。”
“其实在国外,很多支付环节,银行都是进行收费的。而且这一部分,在银行整个收入占比中并不低,但我们就只能免费。这样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就上不去。”北京银行个金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障碍还来自于我们的分业经营体系。“在国外,公司金融往往与投资银行业务一并推进,打包营销。这样在发展公司金融的过程中,投资银行业务就获得了很大发展。而我们现在还不成。”上述中行人士称。
他还表示,这还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客户并不认可银行提供的这些服务需要,认为银行提供咨询类服务是理所当然,从而造成营销的困难。
另外监管的偏谨慎,也是重要原因。一位大型银行的公司部人士向记者表示,由于审慎监管的取向,监管机构往往对四大行的业务创新限制较多,审批过程较慢。这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创新活力方面不如股份制银行。
而一位农村金融机构人士则向记者抱怨,向基金代销、银证转账这样的低技术含量业务不应该对农村金融机构限制的那么严,而尽快批准给他们。以使他们享受到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好处。“国外是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我们则是没有批准的,就是禁止的。”该人士说。
另外,许多中间业务收费的硬性规定,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时,但它还像枷锁一样捆着开办这些业务的银行。“比如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不管多大金额,客户交纳的保证金规模,一律定万分之五,这使银行在开办这项担保性质的业务时面临敞口风险。”上述农村金融机构人士说。
还有就是中资银行的社会责任。“我们总不能像外资行那样规定一个最低门槛吧。但你看看我们代发工资能占据多少网点资源,又能获得多少回报。”上述大型银行人士向记者说。
知情人士透露,研讨梳理了中资银行开展中间业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但就解决之道仍未形成具体的思路。各与会代表只是普遍表示,中资银行应不断提高中间业务定价能力,加快业务创新,改进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中国银行业协会也事后在其网站上表示,“将在维护银行定价自主权基础上,通过自律规范,加强与各界沟通,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创造良好的环境。” |
